我的逃霾故事

二货  •  |  社会 | 共 775 阅读 | 共5374字 | 0 评论 | 分享

文 | 罗洁琪

初生婴儿头部的静脉血管是那么纤细。护士用拇指在太阳穴附近来回摸着,拨开软软的绒毛,按着蓝色的脉络,寻找可以扎针的地方。那天是2016年12月3日的晚上,躺在注射台上的是我满月不久的儿子辰辰。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说他患了严重的肺炎,需要连续多日输入抗生素,随时准备住院。住院意味着隔离治疗,我无法哺乳,他的肺炎也可能因为在病房交叉感染,顽固难治。

1

“你们两个人,按着他的膝盖手腿,不许松手,一松手就白扎了,”护士面无表情地喊着。我担心儿子害怕,情不自禁地挪步,想再靠近一点。“出去,出去,离远点。”护士驱赶,我不敢吭声。另一个护士紧紧地按着孩子的脸和手,他眼里满是惊恐,拼命挣扎。一根透明的塑料管子扎向太阳穴旁边的静脉血管,一针见血。”哇“的一声,他满脸涨红,张开嘴巴,嘴唇不停地颤抖,憋了许久才缓过气来哭出第二声。

那时候,北京儿童医院的输液室坐满了肺炎的孩子。孩子们张开嘴巴,费劲地咳嗽,户外仍然是浓稠的雾霾。我天天抱着儿子去输液,裹着襁褓,在他的小脸上松松垮垮地扣一个小号的口罩。一个医护人员斜着眼睛看过来,“你觉得,这样子有用?”“没用。”我毫不犹豫地回答。可是,每次出门,我都重复这样的滑稽。在北京,戴口罩是让我安心的仪式。

我问门诊医生,母乳喂养的初生婴儿为什么会得肺炎?头发花白的女医生头都不抬,冷冷地回了一句“今年冬天的雾霾特别严重。这么小的婴儿,怎么能扛得住?”那句话在我心里反复回响。我常常亲吻儿子被扎针的皮肤。那里的毛发被剃掉了,光秃秃的,我舍不得那里再有针孔,更加害怕他肺炎加重,需要住院。

儿子从医院回家以后,我家24小时开着新风系统,还把空气净化器摆在床头,可是测霾仪仍然显示橙色。北京老楼房的玻璃窗不严实,我神经质地到处寻找隐秘的风口,塞上毛巾,并且要求女儿从幼儿园回来后,必须洗手,洗脸,换衣服,然后才能摸弟弟。我和小儿子天天呆在家里,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看空气指数,等风来。风来了,霾走了;风停了,霾又来了。我厌倦了,再也不想知道雾霾的真相,要求把家里的玻璃窗全贴上蓝膜,每天看到的天空都是蓝色的。

2

2015年9月,北京还是初秋。我写了一封倡议信发在女儿幼儿园的家长微信群里,提出共同给学校捐赠空气净化器。我想寻找阻力最小的方案,争取在当年供暖前能让孩子们用上净化器,所以没建议让学校负责购买。可是,回应者寥寥。有个家长留言说,“这个妈妈不必过分担心,毕竟那么多领导人也在北京呢。”我错以为,雾霾的危害已是共识,无须论证。

到了10月份,我再次在群里发这封信,预警11月份供暖之后,雾霾会加重。我还找到幼儿园的园长,表明捐赠的心意,可是,被拒绝了。园长说,教室的天花板太高了,用净化器也没有效果。我继续找她时,她干脆说幼儿园没有多余的插头。有个好心的家长给我发来园长朋友圈的截屏,大意是雾霾危害不大,家长无知,大惊小怪,过度溺爱孩子,被商家利用,空气净化器只是雾霾经济。

11月底,才供暖十几天,北京的雾霾爆表了,AQI达到1000。严重雾霾持续了好几天,我女儿开始发烧,班上很多孩子都咳嗽,发烧,每天出勤的孩子不到一半。我抓住机会,再次倡议。可是,又有家长反对,理由是无法证明孩子生病和雾霾是因果关系。是的,连科学家都没法确证,我怎么可以?

我不相信教委禁止幼儿园接受捐赠的净化器。12月初,我坐车去了区教委,在门口被保安拦住了。他问,“你找谁?”

“教委的主任。“

“哪个主任?”

“管幼儿教育的主任。”

“你是干什么的?”

我软磨硬泡,坚持要见到领导。有个负责新闻宣传的人走出电梯,我问他,教委是否禁止幼儿园接受家长捐赠净化器。他问了我幼儿园的名字,然后说,“教委不管私立幼儿园的这些事情。”

“可是,幼儿园的园长说是教委禁止的。”

“幼儿园是单位,你们是个人。哪有个人想送东西给单位,说送就送呢?你觉得净化器有用吗?”

“有用,难道你们教委办公室不用净化器吗?”

“不用,我们只用空调。”

说完后,他要把我支走。我磨磨蹭蹭地等他进了电梯,就在楼下大厅和那个保安搭讪,“师傅,这门口风好大啊。真冷呢。冬天怎么办?”

“我就躲进这大厅里呆一会儿。”

“雾霾天呢,你这大厅有空气净化器吗?”

“我们这里没有。上面教委的办公室才会有。”

2015年,就在这些无效的抗争中过去了。2016年,幼儿园的园长改变了说法,说如果一个班上的家长全员通过空气净化方案,幼儿园就接受捐赠。我大感振奋,继续游说,并且把捐赠净化器改为新风设备。经历过2015年的雾霾“爆表”,班上24个孩子的家长都同意了,剩下一个钉子户。我很着急,特别想说服他。他反对的理由是新风管道里有可能会有蟑螂爬进去,不能保证新风机的空气对孩子足够安全。我很震惊,就反驳了他。他愤怒了,在微信群里要我公开道歉。我愿意道歉,条件是他要同意捐赠方案。他同意了。

后来,幼儿园又改变了风向,园方先出钱安装新风设备,以后家长再分摊。园方提出目标:幼儿园要争取成为北京市有新风设备的模范单位,接受其他幼儿园的参观和学习。有一天,我去接女儿放学,抬头看到天花板上大型的机器。我问身边的一位老师,“那是新风机吗?” 她眼光扫过来,“你们这些家长就知道新风机。其实,对于我们这种大型空间,净化器更好。我跟你说,领导人的办公室也是安装这个设备的。”

我不想质疑,也无从反驳。

极端的雾霾天气越来越频繁了。一旦空气指数超过300,我就舍不得让女儿上学,守着她在家躲霾。2016年末,我们住在旧的筒子楼宿舍,楼层很薄,我每天清晨五点左右都能听到楼上的邻居打开电视机,正如楼下邻居能听到我们在房间走路一样。我安之若素,楼下的男邻居则坐立不安。只要听到声音,他就直接拿棍子敲打暖气管,通过金属震动往上传递愤怒。我在房间垫上最厚的塑料爬垫,他还是觉得有声音。深夜,他会悄悄上来我们家门口泼油,用木屑塞进锁孔。有几天,在家躲霾的女儿精力无处宣泄,在床上跳,在家里摆弄玩具。可是,哪怕一个玻璃珠子掉到地上,我都会心惊胆跳,忍不住斥骂女儿,“小声点,再小声点”。

有一天夜里,女儿从梦里醒来,说肚子饿了。我抱着她走到客厅,挨在一起坐着吃面包,她很开心,我也很放松。那样的时光,真是久违了。突然,窗外走廊闪过一个黑色人影。高大的男人影子定格在玻璃窗上,正踮脚往里看。我大喊一声“谁啊”,那个影子倏忽散去。

那天夜里,我想了很多可以逃离雾霾的地方,黄山,秦皇岛,张家口。有个朋友在杭州附近开民宿,我睡不着,就把他晒在朋友圈里的民宿照片仔细看了一遍,向往了一番那里的青山绿水。等到天亮,我又面对现实了。我们的工作在北京,女儿在北京上幼儿园,也许逃霾是有钱有闲的人才能实现的。

有一天夜里,老公和女儿在床上玩,我抱着儿子旁观。他们在笑,而我笑不出来,神经被忧虑折磨着。女儿嘻嘻闹闹地从背后压过来,用拳头顶我的脖子。有点疼,只是一点疼而已,不知道为什么,那一瞬间,爆发为愤怒。我也一拳顶到女儿的脖子,竭斯底里地喊,“妈妈会疼的,我也这样子,你疼吗?”女儿吓呆了。我也惊呆了。老公在旁边沉默,刚才的笑容还僵硬地留在脸上。

半夜十二点多,我睡不着,满心的愧疚,一边流泪,一边和师妹聊微信。她刚独自带着两个月大的女儿坐火车去香港打疫苗。这种勇气突然刺激了我。其实,我也可以远行,不应该再害怕。于是,我摇醒老公,“我向你道歉,晚上的时候,心情太糟糕了。也很对不起女儿。天天窝在家里,出不去,像等死的感觉。我想带着孩子们去广州躲雾霾。”

他说,“那你就去吧。”

3

2016年12月16日,我登上了去广州的飞机,抱着幼儿,牵着幼女。前几天,北京市政府已经发出红色雾霾预警。我订了早晨的航班,趁着雾霾还没严重,飞机能起飞。

中午时分,广州白云机场阳光灿烂,机场高速两侧绿树葱葱。在出租车上,女儿很兴奋,大声欢呼“好热啊,好热啊”,一件又一件地脱衣服。我把车窗打开,任凭南方和煦的冬风吹乱了头发。在车尾箱里,只有一个行李,是必需的衣物。那时候,我还不知道能否在广州短租到房子,女儿能否找到幼儿园,产假后我的工作会在哪里。我用盲目的乐观去忽略这些问题。看到阳光晒在儿子的脸上,心里很轻松,满是透明澄亮的快乐。终于,如释重负。

下飞机后,我们暂时安顿在亲戚凌乱肮脏的出租房里,然后找了附近所有的房地产中介,登记了求租信息。次日中午,找到了一套公寓,每个房间窗外都是繁茂的枝叶。19号晚上九点多,我抱着儿子在中介处签合同。房东的母亲是退休工人,体谅我的辛苦,次日就热心地帮忙联系小区的私立幼儿园。我女儿幸运,碰上别人离婚,带孩子回老家,留下空缺的名额。确定了幼儿园,生活突然势如破竹。

女儿在广州上幼儿园的第一天,是她五岁的生日。她穿着红格子的校服裙,背着书包,骑着滑板车,映着晨光去上幼儿园。儿子就在家里的露天阳台光着腿晒太阳。放学后,女儿在家里摆弄她的毛绒玩具,给她熊猫和大象都戴上了口罩,问我“妈妈,弟弟几岁才能戴口罩呀?”

我很诧异,“为什么弟弟要戴口罩呢?”

“因为雾霾啊。”

“我们已经在广州了。不用戴口罩。”

我喜欢带孩子在户外玩滑梯和秋千。在夕阳下,她疯狂地荡秋千,不停地要我推得“更高,更高,高到天空去”。在蓝天阳光下,生命可以像水里的海带一样舒展。我给儿女拍了照片,发给北京的师妹。她说,“不敢看,一看就想哭。别人家的孩子无拘无束地玩,我的只能窝在家里。在办公室看窗外,如果央视大楼不见了,肯定是雾霾了。我最近很容易哭,好像抑郁了。”

我忍不住鼓动她也带着两个女儿来广州,重新找工作。她说,“如果分居两地,家就散了。” 这句话让我的心“砰”地抖了一下。

我何曾没有过这样的担心?在北京,我们的家是完整的。女儿从幼儿园放学,我老公骑车去接。回来后,我在厨房做饭,他躺在床上,让女儿用脚给他踩背。女儿双手扶在墙上,左右扭动着屁股,很熟练地均匀用力。在饭桌上,我们俩用花生米下酒,女儿给我们唱幼儿园学来的歌曲。我给女儿读睡前图书,他再给女儿讲故事。有时候,我需要熬夜写稿。早晨,他一边轻声讲故事,一边哄女儿起床,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家门,送她去上学。女儿常常很神气地坐在她爸爸的脖子上,穿过我们院子门口长满槐花的巷子。我很羡慕,我的童年里没有这样的记忆。在北京的时光,真实满足,是平凡日子里的小团圆。我曾经以为,北漂十几年,就能那样子安顿下来了。

1

女儿给玩具带上口罩。罗洁琪拍摄。

4

2016年11月,北京那个幼儿园的空气净化器终于安装了,可是,对于我们来说,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我们确定要在广州继续生活一段时间。我在这里写稿挣钱,雇了保姆,养儿育女。我和老公约定,他争取每个月来看望我们,他每个月给孩子们写书信,我给他们读。我很忐忑,害怕孩子在童年里失去父亲应有的陪伴。

在雾霾非常严重时,一个微信群里的妈妈找过我帮忙,在小区幼儿园找个学位。她也想带着五岁的女儿逃离北京。不过,很快她就没有下文了,因为逃霾意味着分居,两个人都在广州找到合适工作的可能性很小。她觉得这个决定太艰难了。逃霾是很难经过理性分析再去决定的。我不敢细想,因为想多了,就做不成了。我是闭着眼睛,逼着自己走出了第一步。走到第二步,就会迟疑。

春节前,老公终于过来探望。女儿很兴奋,穿上她最爱的恐龙服去小区门口迎接爸爸。每天晚上,都要缠着爸爸一起睡觉,半夜不停地蹬腿,踢被子。我们深受干扰,可是带着补偿的心理,纵容着她。

元宵那天,是分别,他要回北京上班了。女儿问,“爸爸什么时候再回来?”

“有空就回来。”

“什么时候有空?”

“现在还不知道。”

听到父女俩这样的对话,我在心里怀疑,目前的生活状态是不是真的比在北京吸霾更好? 他临走前也认真问我,“你和阿姨两个人能不能搞定两个孩子?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其实,我也慌张。

“房子续租合同别签太久了。说不定,哪天你又改变主意,想回去了。”

“经过这两个月,你觉得这种生活状态可以吗?”

“在广州,当然对两个孩子是最好的。可是,我平常见不到你,也见不到孩子。”

他回去那天,朋友圈里是一片欢呼雀跃的“北京蓝”。可是,我知道,很快雾霾又要来了。我清晰地记得,去年四月,我挺着大肚子采访张强医生,写那篇《医生出走了》。我和他坐在车里,在去顺义的路上,沿途是一片灰濛濛的雾霾,如入仙境。当时,空气污染指数将近400,我们在户外谈了几个小时。我一直忐忑,“采访的时候,能不能戴口罩?”

“继续留下,还是回去?”这样的问题,我平常也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。每天,都疲于应付眼前的生活,得过且过。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我还要狼狈地照顾孩子们。天一黑,儿子就哭着找妈妈。晚上八点多,女儿又需要我给她读书,讲故事。哭声此起彼伏,我像消防队员一样,东奔西跑地灭火。夜里十点,等女儿睡下了,我又开始了两个小时喂一次奶的夜晚。儿子一哭,我就停下写作,抱起来喂奶。我都记不得那一夜,喂了他多少次。凌晨四点半写完初稿,刚迷糊糊地睡着,女儿又尿床了。把女儿哄完,已是清晨五点半,儿子开始醒来了。

我天天盼望儿子快点长大,憧憬着他可以跑着,唱着,女儿和儿子都有坚强的身体抵抗雾霾。是的,他们必须要学会抵抗雾霾,毕竟还要回去北京。那是我们的户口所在地,女儿只能在那里上小学。中国的户籍和教育、医疗捆绑在一起,我们活得像树一样。

到那时候,我们的逃霾故事也要结束了。无论北京的空气有多糟,我们都要回去当一株绿萝。

— — 完 — — 

来源:正午

分享到